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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領袖(孫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記憶》葛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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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憲領袖(孫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記憶》葛培林

基本信息

書名:《立憲領袖(孫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記憶》
叢書名天津記憶
作者葛培林
(作者),王振良(編者)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時間:第1版(2015年7月1日)
頁數:223頁
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32
ISBN:9787552803327,7552803320
ASIN:B0169E4ZWE
版權:天津古籍出版社

編輯推薦

葛培林著的這本《立憲領袖(孫洪伊其人其事)/天津記憶》,延續了其孫中山史料研究的思路。是翻閱大量文獻典籍后,一篇篇、一段段鉤沉而來的,資料性非常之強,可以說是為今后的孫洪伊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作為一本資料集來說,它肯定是不完美的,必然會有一些遺漏,這一點我們毋須強求。與孫洪伊相關,他的妹妹孫云、妹夫羅朝漢等,也都值得研究者關注。




作者簡介

葛培林,現供職于民革天津市委員會。為民革中央孫中山研究學會理事、天津市孫中山研究會秘書長、政協天津市和平區委員會文史委員會副主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館文史研究會會員、天津市政協書畫藝術研究會會員。

多年從事孫中山研究、天津地方史研究以及書法研究,著述頗多。已出版專著《清代狀元王杰書法鑒賞》《學生書法入門》等。


目錄

自序
第一輯捐資辦學與政治活動
一、在天津捐資辦學
二、在立憲運動中
三、在“五四”運動中
第二輯孫洪伊與近代名人
一、孫洪伊與孫中山
二、孫洪伊與李大釗
三、孫洪伊與馮國璋晤談
四、孫洪伊與白堅武
第三輯近代名人談孫洪伊
一、章太炎眼中的孫洪伊
二、李根源談孫洪伊“聯馮制段”
三、張國淦談北京政府任職內的孫洪伊
四、曾毓雋談“府院之爭”中的孫洪伊
五、馬千里談段祺瑞排擠孫洪伊
六、王葆真談孫洪伊與灤州起義
七、孫云詩寫孫洪伊
八、吳虬筆下的孫洪伊
九、何世楨談孫洪伊
十、覺明談孫洪伊的“孫黎聯盟”
十一、馬鳳池密報中的孫洪伊
十二、美國駐華公使芮恩施筆下的孫洪伊
第四輯孫洪伊文稿
一、個人文稿
二、聯名文稿
三、存目文稿
第五輯有關孫洪伊函電
一、孫中山給孫洪伊的委任狀和函電
二、近代名人致孫洪伊函電
征引文獻
附錄:孫洪伊生平事跡
后記:腳踏著實地來消滅空白/杜魚


經典語錄及文摘

自序
葛培林
這本書的印行,應該感謝我的好友王振良兄。是他督促我早日完成了此書。并且在《天津記憶》上用專號刊出,我覺得更有其地方特色。因為孫洪伊是喝海河水成長起來的天津人,《天津記憶》刊印研究孫洪伊的專著,可謂再合適不過了。
具有深遠的愛國主義傳統、悠久的歷史文化,以及英雄人物輩出的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國門被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此后的一百年間,中國人民及其財富,遭受到東西方列強的瘋狂奴役與掠奪,加之封建專制制度的腐敗,使得中國陷入了國弱民窮、愚昧落后的境地。為此,中國近代的仁人志士開始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于是出現了林則徐、孫中山、康有為、嚴復等代表性的杰出人物,而孫洪伊便是步其后者的人物之一。
孫洪伊(1872—1936),字伯蘭,天津人。其家庭為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北倉大鹽商孫家。他先后捐資創辦了北倉蒙養小學、民立第十高級小學,后與其妹夫羅東朝各捐資15000元在天津城內戶部街創設了電報學堂。清光緒三十三年(1906)孫洪伊賣掉祖遺田產4000畝,得款42000銀元,全數充作創立天津明新中學之用。后來孫洪伊又與蔣冶亭合辦了天津河東中學,孫為董事長,蔣為校長。時值中國近代教育興起之際,這對于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培養人才、傳播新思想,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宣統二至三年(1910-1911),作為同盟會會員的孫洪伊,曾三次在全國性的立憲運動中領銜上書清政府。從此,他成為全國性的知名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在上海與湯化龍等組建民主黨,旋即參加進步黨,為其領袖之一。1913年,任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次年他反對袁世凱解散國會,圖謀帝制,公開發表反袁言論。1916年6月,任黎元洪為總統的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7月改任內務總長。1917年9月,孫洪伊任孫中山領導的中華民國軍政府內政總長。11月被孫中山任命為駐滬全權代表,直至1923年。“九一八”事變后,他主張對日宣戰。
孫洪伊一生為官幾十年,但他廉潔清正,生活嚴肅,1936年4月17日因病故去,沒有財產留給子女。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其死后是由朋友們資助葬于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之小山上,與秋瑾墓隔丘相望。
筆者搜集研究孫洪伊的資料始于1984年。
目前,史學界缺乏對孫洪伊資料的搜集和研究,只有一些零星的文章介紹孫洪伊的事跡,而且有的權威性的辭書中關于孫洪伊條目的介紹,不是生卒年錯誤,就是只有生年而無卒年,如章開沅主編,武漢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的《辛亥革命辭典》第167頁關于孫洪伊的生卒年為1870-一1936年,生年就是錯的;又如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中國近代史詞典》第279頁關于孫洪伊的生卒年為1870一?。只有錯誤的生年而無卒年。這兩部辭書中關于孫洪伊的介紹,更無生卒的月日。而正確的生卒年月日,據孫洪伊的長子孫抱存、次子孫玉樞撰寫的《回憶先父孫洪伊》(未刊稿,筆者所收藏的該稿,系孫玉樞先生所贈)中記:孫洪伊“生于清同治十一年農歷十月十七日”(按:1872年11月17日),卒于“1936年農歷三月二十六日”(按:1936年4月17日)。由此可見,對于孫洪伊缺乏研究之一斑。
時至今日,海內外史學界還沒有一本研究孫洪伊的專著出版。本書的問世,將會補上史學界的這項空白,從而進一步豐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內容,使大家初步了解孫洪伊在中國近代史上的進步作用,以及相關的歷史知識。由于本人的歷史知識所限,書中如有不妥或錯誤之處,尚祈大家批評指正。
2010年9月9日
彩神大发快三(葛培林按:這篇自序是書稿2011年在《天津記憶》推出時所作,今仍保持當時原貌置于前面。感謝問津書院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將本書納入“問津文庫”正式出版。2014年2月。)

腳踏著實地來消滅空白
天津地方史之研究。空白點實在太多。即就近現代而言,大沽口之戰、洋務運動、小站練兵、北洋新政,這些具有全國性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迄今仍無像樣的專著出現。關于天津教案,倒是有臺灣學者著書立說,雖然尚可繼續完善,但我們還是要萬分地感謝他,因為畢竟給天津地方史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
記得前兩年,在書店翻看過一冊《中國海疆炮臺圖志》,關于天津大沽炮臺,記得只有寥寥兩三頁,不但遠遜于虎門炮臺,即較廈門、鎮海、煙臺、營口、旅順等地,其篇幅也多有不如。這與大沽炮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可謂極不相稱。由于天津地方史研究的差強人意,大大影響了學界對天津歷史文化的認知。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諸多近現代專題史的寫作中,天津本來都應該有一定地位甚至重要地位的篇章,但在實際操作中常被一筆帶過,乃或略而不提。這種局面的出現,我們沒有理由埋怨外地學者的疏失,而是更應該進行自我之反省——對于天津的諸多重要歷史文化課題,我們并沒有較為深入的研究,藉此給撰作史著的專家學者,來提供足夠多的參照資料。歷史之因由本末和重要與否,雖然是一種客觀之存在,但是如果不把它挖掘并且表現出來,那還是沒有人知道的。
近些年來,隨著社會經濟之發展,文化建設的大發展大繁榮,已被提上重要的議事日程。全國的許多地區,從弘揚地域文化立場出發,推出了各種鄉邦文獻叢書。天津的歷史文化研究,目前還沒有這樣的便利條件,一切都還得從最基本資料找起。我們需要補的課較多,因此還不能急于求成,必須腳踏著實地,一步步走下去。其實,以全國的視野來進行天津地方史研究,是比較容易出高水平成果的。至少在文獻搜集、田野調查、觀點交流上,有著客觀的空間和時間優勢。葛培林先生編撰的《孫洪伊其人》,即是一項能填補天津地方史空白的成果。在辛亥革命時期歷史上,孫洪伊是個既重要又有趣的人物,被時人與孫中山先生并稱為“大孫小孫”。眾所周知,葛培林先生是著名的孫中山研究專家和天津地方史專家,而《孫洪伊其人》恰好是這樣一個優勢交叉的結晶。其實,葛先生還有一個常被人們忽略之處,就是多年來一直默默研讀和實踐書法藝術,正是在這種潛心靜氣的涵養中,使得他能夠避開塵世喧囂和名利誘惑,時刻保持著一種從容的心態,使得相關研究永遠在扎實中推進。這本《孫洪伊其人》,延續了其孫中山史料研究的思路。是翻閱大量文獻典籍后,一篇篇、一段段鉤沉而來的,資料性非常之強,可以說是為今后的孫洪伊研究,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基礎。當然,作為一本資料集來說,它肯定是不完美的,必然會有一些遺漏,這一點我們毋須強求。與孫洪伊相關,他的妹妹孫云、妹夫羅朝漢等,也都值得研究者關注。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去歲我們曾擬屆時搞個民間性的紀念會。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既幼稚可笑更不合時宜,因此我們也就放棄了這個打算。不過,有關資料還是準備編輯些,《孫洪伊其人》算是其中的第一本,權且作為我們對紀念辛亥革命的微不足道的奉獻。
杜魚2011年6月21日
(葛培林按:《立憲領袖:孫洪伊其人其事》書稿最初在《天津記憶》第85期內部印行,題名曰《孫洪伊其人》。本文是當時杜魚先生所寫編后記,今一仍其舊置于此處,以留雪泥鴻爪也。)

三、在“五四”運動中
五四運動時期,孫洪伊受命于孫中山任駐滬之全權代表。當時孫洪伊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直接組織和領導了上海的“五四”民眾運動。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發的愛國學生運動,高舉“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取消二十一條”“拒絕和約簽字”等反對帝國主義者和賣國主義者的旗幟,很快波及全國沿海各大城市。此次運動即是聞名全國的“五四”青年運動。6月3日以后,運動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 。
此時在上海的孫洪伊遵照孫中山的指示,組織和領導了上海的五四民眾運動。對此,王耿雄所著《孫中山與上海》(1991年12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說得非常清楚:
上海租界警方當局報紙也曾明確指出:從1918年6月至1919年6月,上海工人屢次罷工的原因,除民眾生活費用上漲,不堪重負的因素外,“另一方面,凡密切注視局勢發展動態的人都會清楚地看到在工人中間,所進行的政治宣傳活動是一個有力的因素。警務處所收到的一連串報告似乎表示,國民黨的政治鼓動家是應負責任的。”國民黨的著名領袖孫中山、孫洪伊等人,正在“竭力援助和鼓勵”包括工人罷工在內的上海民眾運動。尤其是孫中山,始終“在幕后操縱”著運動。
由于孫中山是住在上海法租界,當時英帝國主義路透社謠傳“過激派(指蘇俄)致函孫中山,請其發起中國勞工革命之說。”并有北洋軍閥總統府軍務處稱:“蘇俄欲發展遠東勞農主義,早已與孫文攜手,刻有決定匯巨款接濟勞工搗亂各派,以上海為全國傳播之總機關。”1917年夏,孫中山為反對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口授朱執信撰寫《中國存亡問題》一書,以朱執信名義出版。當出版時,上海租界英帝國主義下令捕房搜查泰東書局,禁售《中國存亡問題》書刊,而盡行擄去,并下令緝拿朱執信。為此孫中山在法租界考慮關于政治運動,自己不便公開出面,只能“在幕后操縱”,指示在上海的國民黨的重要干部孫洪伊、邵力子、張繼、朱執信、戴季陶、葉楚傖、曹亞伯、韓恢、朱卓文等,以民間團體“中華工黨”“中華工業協會”“全國報界聯合會”等形式,在上海五四學生運動及“六三”工人罷工斗爭中發揮了作用。特別是孫洪伊,上海租界當局曾指出,他是上海五四民眾運動的鼓動者和組織者。孫洪伊當時在上海的政治言論和行動,正如他自己所說“洪伊與中山先生,凡事皆直接協商”。這可見孫中山在“幕后”,“提撕同人,一致進行,盡力聲援和支持上海學生愛國運動和工人罷工斗爭。
另外,上海租界警務處副總巡:A·漢·爾登·約翰遜于1919年7月16日在致上海英總領事的函中云:“這運動的成功,使上海國民黨得以招募到許多學生站到他們那方面去;向為他們的利益而服務,這被孫洪伊及其他人的行為所證實。”這從帝國主義者的言論中,也說明孫洪伊在運動中起的重要作用。孫洪伊還致電軍界要員:“吾愿公等軍隊為紓國難而增榮,不愿公等軍隊隨國家以俱盡也。請速脫離賣國黨羈絆,宣布徐世昌、段祺瑞及其徒黨徐樹錚、靳云鵬、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諸賊人之罪狀;興師致討,先除內奸,然后合力對外。起已死之人心,挽將絕之國命。存亡呼吸,爭此斯須,惟公等實圖利之。”這說明孫洪伊不但領導了上海的五四民眾運動,而且號召實力軍界要員與賣國賊之流做斗爭。
孫洪伊作為上海五四民眾運動的領導者,還可從北洋政府官員的報告中窺視一斑。據北洋政府督辦參戰事務處莊璩珂于1919年6月11日上報國務院的密電中云:“中國秩序未固,益以學生正在蠻動,實為過激派肆毒之良好機會。現上海該派本有強固機關,與民黨孫洪伊等亦極接近。風潮如不早息,該派勢力將波及軍界,彼時中國大局必陷于無可收拾之情況。”另據盧永祥于1920年3月13日上報北洋政府內務部的密電中云:“全國各界聯合會代表陳家鼎、姚作賓、曹亞伯、許德衡等,于本月一日假法界義和里全國學生聯合會開秘密會議一次,民黨要人孫伯蘭、戴天仇等均到會,公同議定在上海組織總機關,以立基礎而通聲氣;并刊印鼓吹過激主義之書報,暗行散布,使一般人均洞悉過激主義之精神及共產之利益,一面分派黨徒赴天津、濟南、漢口、南京、廈門、杭州等處,與各地農工商學各界聯絡,籌設各分會,散發印刷品,組織演講團,務期全國人民一致進行。等情。”
P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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