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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先生:1940-1946中國文化的根在李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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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的先生:1940-1946中國文化的根在李莊》

基本信息

書名:《那時的先生:1940-1946中國文化的根在李莊》
作者岳南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第1版(2016年7月1日)
頁數:417頁
語種:簡體中文
開本:16
ISBN: 9787540475598
ASIN:B01HEAUNPU
版權:中南博集天卷

編輯推薦

歷史紀實文學大家岳南十年增刪,深刻再現艱危歲月杰出大師群體沉默而光榮的歷程,還原中國文化版圖中不應被忘卻的一頁。《南渡北歸》先聲之作,附贈甲骨學大師、書法大家董作賓甲骨文書法精美書簽。用紙考究,典藏之選。
著眼中國抗戰最艱危的六年,聚焦戰時具有國際影響力卻被人遺忘的文化中心——李莊。聚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館、北大文科研究所、同濟大學、營造學社等 流人文大師與理工醫學學者,庇護最珍貴的國寶與史籍。
民國史料精細校訂,披露臺灣“中研院”大量檔案資料,以及大師后人、李莊故人的親歷者口述記錄。 
探究歷史真相:中研院吃人事件、傅李米貼案、同濟學潮、國寶被劫案,作者以精細的歷史考證,酣暢淋漓的筆墨,探究細數被遮蔽的秘辛往事,剖析民國研究院與大學的制度與傳統,對當代也可資借鑒。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生動刻畫大師學者的個性與追求,如天才學人領袖傅斯年的霸氣、考古學大師李濟的耿介、甲骨學大師董作賓的守拙、中國建筑學之父的梁思成的苦心孤詣,詩人林徽因的感時憂世,才女游壽的孤傲剛烈……他們承受饑餓、病痛與死亡,面對轟炸、匪患、紛爭,窮且彌堅,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做出了世界 流研究。
在中國的艱難時刻,先生卓然剛毅的風骨,正是民族的底氣!

名人評書

或許,這部作品向人們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隱化于這難言的、如同林徽因詩中所述的“萬千國人像已忘掉”的歷史記憶之中吧!
——李光謨(著名翻譯家,李濟之子)
真正讓我產生心靈震撼的是什么呢?其實是流亡該地的大師以及普通知識分子,向世界展現的不屈的精神風骨,那就是只要活著,哪怕只有一口氣,仍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努力地干下去,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棄,相反卻是血脈僨張,靈性飛揚,散發出一種堅硬如石的特質。
——岳南


作者簡介

岳南,原名岳玉明,山東諸城人,1962年生,先后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范大學·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歷任宣傳干事、編輯、臺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等。著有《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有英、日、韓、法、德文版出版,海外發行達百萬余冊。另有《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傳記作品十余部,其中《南渡北歸》三部曲在海內外引起轟動,《亞洲周刊》評其為2011年全球華文十大好書之冠,稱其展現出全球華人的軟實力及不斷“向上的力量”。

目錄

序言長溝流月去無聲 
序章 
第一章淪陷與流亡 
逃出北平 
清華園結義 
殷墟考古發掘 
第二章南渡自應思往事 
長沙、長沙 
今天到了昆明 
“同大遷川,李莊歡迎” 
第三章揚予江頭第一言鎮 
三大家族的合縱連橫 
從昆明到李莊 
“研究院吃人”事件 
第四章險象環生的山坳 
揭開“吃人”的秘密 
清華校長梅貽琦李莊遇匪 
史語所被劫案 
第五章李莊剿匪記 
同濟校友與兵工制造 
川南匪患 
沉尸揚子江 
第六章亂禹之世 
金岳霖來到李莊 
林徽因的病與老金的情 
傅斯年辭職別重慶 
第七章悲傷年代 
傅斯年上書蔣介石 
歷史深處的又一件隱秘 
悲情李濟 
第八章自由中國的心臟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傅斯年與李濟的沖突 
李霖燦:從圣地歸來 
第九章國土重光 
十萬青年十萬軍 
勝利前后 
夏鼐被劫案 
“江南才女”憤而離去 
第十章我東曰歸,我情依遲 
波蘭籍教授魏特之死 
同濟大學校內紛爭 
校長易人 
同濟歸海 
第十一章南望北歸 
英辭未擬,惜此離思 
婚戀,山東人就愛干這種事 
還都南京 
第十二章抉擇 
再南渡 
北歸故園 
不思量,自難忘 
代后記:《南渡北歸》的先聲之作

經典語錄及文摘

序言

長溝流月去無聲
李光謨
岳南先生描寫抗戰期間知識分子流亡四川南溪縣李莊鎮的長篇紀實文學即將付梓,約我寫一篇簡短的序文。我對文學沒有研究,但由于這部描寫科學界、教育界知識分子生活與精神追求的作品,是以紀實的手法描述真人真事,書中記載的人和事我略知一二,作為在抗戰中流亡祖國后方并在李莊生活了六年的我,覺得有必要說幾句話,以示對逝者的緬懷與對中華民族抗戰勝利的紀念。
九一八事變后,尤其是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平津科學界、教育界人士紛紛南遷。隨著淞滬抗戰炮聲響起,坐落在上海、南京的國立同濟大學、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中央大學等科學機關、教育機構,也相繼開始了西遷歷程。當時家父李濟服務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兩個重要學術機關,也在炮火硝煙中踏上了流亡之路。
那時我是一個少年學童,對時局并沒有多少認識,但從長輩們嚴肅緊張的表情以及忙碌的身影,還有與平時大不同的言談舉止中,明顯感覺到戰爭的恐怖和即將到來的災難。就我所看到的情形,在日本強寇壓境,血與火的戰事即將在南京拉開大幕的前夜,國立中央研究院所屬的史語所以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機構所進行的搬家是匆忙的,經過眾多人手不分晝夜的努力,史語所尤其是考古組多年積攢的重要出土文物及全部原始記錄都裝箱運走,實在運不走的大件物品,就封箱留存在城中或掩埋入土。在敵機呼嘯、炸彈紛飛中,南京下關碼頭人山人海,一船又一船從上海與南京運載的機械設備與珍稀物品,爭相向西南大后方運送。記得我們全家老少三代在長江碼頭登船啟程時,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頭城,百感交集,默念著何時才能重歸家園。
隨著上海和南京淪陷,日軍步步進逼,西遷的機構在長沙只停留了三個多月,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與中博籌備處,連同由北大、清華、南開組成的臨時大學,以及梁思成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等又開始向桂林、昆明一帶遷徙。此時,中央研究院代總干事兼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因院務羈絆,把史語所事務委托李濟負責。這次搬遷可謂是極其艱巨的工作,但總算安全抵達目的地。1940年冬,迫于日本飛機對昆明狂轟濫炸的巨大壓力和威脅,加之滇越線吃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和社會所、中博籌備處、中國營造學社、同濟大學等機構不得不再次撤離昆明,遷往四川南溪縣李莊鎮。我們全家隨所一同入川,在揚子江盡頭的李莊鎮羊街一個院落住下來,想不到這一住就是六年,直到抗戰勝利后才回京。
遙想當年烽火連天、書劍飄零的歲月,處在民族危難中的“下江人”,一批又一批遷入四川,當地人民給予了大力支持與協助,而李莊人的慨然相邀與熱情相助,使流亡中的學者和莘莘學子得以安置一張平靜的書桌。原本籍籍無名的李莊鎮,迅速成為抗戰期間大批知識分子的集中地與中國后方四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三處是重慶、成都、昆明),中國的人文學術與新式教育在西南部這個鄉村古鎮得以薪傳火播,綿延發展。
遷入李莊不久,我得天時、地利之便,有幸于1942年進入同濟大學附中讀書,兩年后又考入同濟大學醫學院就讀,繼續我的學業。
聽說早先李莊鎮在川南一帶是個很繁榮的地方,是川南物資集散地,過往商賈絡繹不絕。或許由于這些條件,鎮內鎮外的“九宮十八廟”和幾個規模龐大的莊園式建筑應運而生。也因了這些便利條件,才有了戰時一萬多“下江人”云集而來的機緣。不過當我們到來的時候,由于連年的戰亂,古鎮已趨于衰落,往日的繁榮不再,應該說是比較偏僻和閉塞了,特別是醫療條件很差,當地缺醫少藥,許多人得了病卻得不到及時治療。中國營造學社的林徽因、中研院社會所所長陶孟和夫人沈性仁、史語所考古組的梁思永都相繼患了嚴重的肺結核,因得不到有效治療,林梁二人長期臥床無法工作,而沈性仁——這位民國初年的一代名媛,抗戰未結束就病逝了。當時在李莊的同濟大學雖有醫學院并有高明的醫學教授,但終因沒有藥物為病人治療,醫術再高明也無力回天,有些病人的生命還是未能挽回而消逝了,同濟大學工學院的教授也有在貧病交加中去世的。我的兩個姐姐,分別于1940年和1942年在昆明與李莊病逝。她們患的并非疑難重癥,只是在那樣的環境里得不到相應的藥物治療,致使她們過早離開了人世。此事的影響遠超出個人感情上所受的打擊。前幾年我回了一趟李莊,有幾位青年朋友和我談起當年遷來的學術大師,說如果陳寅恪大師也來李莊的史語所住上幾年,那這個文化中心的分量就更重了。其實說者不知,陳寅恪原本是要奔李莊來的,據陳先生的長女流求女士在一封信中告訴我,抗戰時期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逃出返回內地時,原打算由桂林入川到史語所工作,并做好了去李莊的準備。后因得知李濟兩個愛女不幸夭折,說明當地醫療條件很差,當時身體條件極壞的陳先生擔心自己和家人無法適應,乃應燕京大學之聘,入川后直接從重慶過內江去了成都。自此,李莊與這位學術大師失之交臂。
歲月如梭,一晃六七十年過去了,當年遷往李莊的許多人已經不在人世。今天讀這部作品,我感觸良多。此前,我與岳南有過一些交往,知道他在二十幾年中一直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研究和撰寫中國考古界的人和事,并有十幾部紀實文學作品問世。與他以前的作品不同的是,這部作品明顯是以李莊的人文歷史為主軸,對相關人物命運多側面地加以鋪排和描述,這樣的一個變化,就需要作者對當地風土人情與相關人物背景、生活情形有相當的了解,否則,要寫出接近歷史事件和人物原貌的作品是不可能的。值得慶幸的是,岳南通過實地采訪和體驗生活,對李莊當地人文歷史有了一定把握,加上在大陸和臺灣兩地查閱大量相關的歷史資料,在相互校對考證之后再加以書寫,這樣寫出的歷史事件與逝去的人物就與向壁虛構的完全不同了。我在讀完初稿后深為感動,尤其看到那些歷盡劫難、九死一生、我熟識或不相識但聞其名的老一代學人,在走出李莊后于政治風云變幻中大起大落的生活境況與悲愴命運,當然還有李莊本土一些值得紀念的人物所遭受的人生際遇,禁不住唏噓嘆息,為之扼腕。或許,這部作品向人們提供的文化精髓就隱化于這難言的、如同林徽因詩中所述的“萬千國人像已忘掉”的歷史記憶之中吧!
謹抄錄宋人陳與義詞《臨江仙》一闋,以結此序:
憶昔午橋橋上飲,坐中多是豪英。
長溝流月去無聲,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夢,此身雖在堪驚。
閑登小閣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漁唱起三更。
(李光謨,1926—2013,李濟之子,已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翻譯家。)

文摘

揭開“吃人”的秘密
就在傅斯年奔赴李莊之時,國民政府內政部向四川省政府拍發電報,其中有“前方在抗戰,后方搗亂”等語,下令省政府與宜賓專署配合當地政府和駐軍整治李莊的社會秩序,讓內地遷來的各學術機構、學校有個安靜的工作、學習環境,同時穩定抗日后方的局勢云云。
宜賓方面接到省政府轉來的電令,經過分析,認為這一事件的出現,極有可能是因為有人故意煽風點火,這伙人可能來自兩條暗道:一是當地的漢奸故意制造謠言,以達到擾亂后方,給抗日前線施加壓力的目的;二是共產黨地下武裝借機制造混亂,趁勢組織農民和失業商人、官僚以及無業游民等搞武裝暴動。而這些人大多是當年張守恒、洪默深等組織的所謂“川南工農革命軍”造反暴動的“殘渣余孽”。一旦讓他們借機成了氣候,在李莊甚至整個川南鬧將起來,將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身在陪都重慶的蔣介石最忌恨的就是共產黨拉人入伙搞暴動。如真的造起反來,宜賓專署不知有多少地方大員或駐地軍官要遭革職查辦,甚至拿入大牢落個“秋后問斬”的結局。想到此處,坐宜賓專署第一把交椅的專員冷寅東不敢怠慢,立即下令組織一批地方要員和兩個營的兵力,親自帶隊,乘“長虹”號火輪(老式輪船,1949年后歸四川省輪船公司所有,20世紀70年代退役)順江而下,向李莊進發。當船行至宜賓與李莊之間的雙流溪戰略要地時,按照預定方案,一營兵力棄船登陸駐扎,其他人員和官兵繼續沿江東下,在李莊碼頭登陸。
冷寅東來到李莊,立即于南華宮大殿召集鄰縣縣長,鄉鎮長,民團、聯防頭目,駐軍首領,中央研究院方面的李方桂、李濟、董作賓、梁思永、陶孟和,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劉敦楨,以及同濟大學校長周均時等各色人物開會。在聽取了相關匯報后,冷寅東下令各縣、鄉鎮的負責人先在自己掌管的地盤內,組織力量嚴查密訪,除查出借機造謠搗亂的漢奸外,著重探查暗藏的共產黨人,對當年張守恒、洪默深等“川南工農革命軍”及其九族,進行地毯式的清查。一旦查清與“吃人”謠言有關者,立即捉拿歸案,押入大牢,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
各縣、鄉鎮長回歸自己掌管的一畝三分地,迅速組織民團、警察及聯防隊員展開調查。但查來查去,幾天過去,各地除抓獲一批地痞流氓、游手好閑的無業者,以及參與造謠或聚眾滋事、向史語所和同濟大學發難的愚昧鄉民外,并未發現共產黨的秘密組織與事件指揮的線索。冷寅東聽罷,盡管心有不甘,倒也算一塊石頭落地。在他看來,只要沒有共黨分子從中搗鬼,幾個地痞流氓和無知鄉民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與興師動眾。但既然已經興師動眾來到李莊,總得有所作為或動作,好給上司有個交代,于是冷寅東再次于南華宮召開會議,商討對策。
此時,傅斯年已抵達李莊并應邀參加了會議。除上次參加會議人員外,李莊的黨部書記羅南陔,區長張官周,鎮長楊君慧,士紳李清泉、張訪琴、羅伯希、王云伯等也應邀參加。會議討論的主題有二,一是被抓人員如何處置;二是如何平息事態,消除謠言,體面地收場?
眾人吵吵嚷嚷,爭論了半天,各種意見相持不下,一直在桌旁默不作聲的黨部書記羅南陔突然起身道:“諸位,能不能容兄弟我說幾句?”
人們停止了爭吵,目光漸漸轉了過來,主持會議的冷寅東望了羅南陔一眼,點頭道:“好,好,下面聽羅先生的高見。”[1]
羅南陔清了清嗓子道:“依兄弟愚見,那些被抓起來的人中既然沒有共黨異己分子,沒必要非來個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老虎凳暫且放著備用,歉收之年,弄一罐辣椒湯也不易,還是留著給感冒發燒者喝吧。至于中央研究院、同濟大學吃人,在兄弟我看來確有其事,怎能怪罪鄉民傳播消息?”
話音剛落,南溪縣縣長葉書麟霍地起身,沉著臉,目光逼視羅南陔,厲聲道:“南陔兄,你是不是昨晚貓尿騷兒喝高了,到現在還沒醒,果真如此,我勸你還是到外面醒醒再開尊口吧。”
葉書麟冷不丁地橫插一杠子,會場氣氛驟然緊張起來,眾人望望羅葉二人,開始交頭接耳地小聲議論。羅南陔略做沉思狀,微笑道:“兄弟我是不是喝多了,請縣長大人聽完我的話再下結論不遲。諸君子在李莊逛街的時候已經看到了,有幾家牛肉館門前堆著牛骨頭,不用查,館子里肯定殺過牛。還有幾家羊肉館,門口也擺著一堆骨頭,這個館子幾乎是天天宰殺羔羊。中央研究院和同濟大學醫學院在室內室外擺著人頭、人骨,還有完整的人尸體,這不是殺人、吃人是什么?諸位仁兄想想在下所言是否有理?”
“放肆!你這是哪家道理?分明是一派胡言!”葉書麟因一時摸不清羅南陔的真實意圖,怕把事情攪得過于復雜,讓自己這個父母官不好收拾,臉色鐵青,怒氣沖沖地對羅指責起來。
羅南陔并不理會這位縣太爺的態度,依舊微笑道:“當然,兄弟我剛才所說,只是一般民眾的心理和看法,并不代表在座諸兄的心理。試想,這鄉間農民整年在山中勞作,與水土樹木、五谷雜糧打交道,哪曾見過這等風景?他們咋個曉得和理解這幫搞學問與教學的專家,是在研究古人類和解剖人體?因不曉得和不理解,就像在牛肉館、羊肉館門前看到的情形一樣,誤認為是吃人。常言道,不知者不為罪嘛,我說對抓起來的人沒必要把他們按在老虎凳上捏著鼻子灌辣椒湯,搞得殺豬一樣號叫連天。兄弟我的意思,除幾個尋釁滋事、唯恐天下不亂的小混混,其他人想個法子,如按頭捏鼻讓其學學狗爬狗叫等教訓一下就行了。至于那些不知內情的民眾,兄弟我也有辦法對付,古人云,解鈴還須系鈴人,由中央研究院和同濟大學各自辦個展覽,把那些人頭、尸骨拿出來讓大家看看,再做些適當的解釋并發布,謠言可不攻自破矣!兄弟我的話完了。由于鄙人才疏學淺,見識不多,不當之處,兄弟自當謝罪。”羅南陔說罷,沖眾人一一拱手,坐了下來。
會場一陣沉默,此前沒有人會想到羅南陔說出這番頗具懸念與幽默感的話來,葉書麟更感到意外,頓覺尷尬萬分,只好扭頭咳嗽幾聲,故作冷靜地點火抽起煙來。
冷寅東見眾人沉默不語,把目光轉向正含著煙斗噴云吐霧的傅斯年,微笑著以征詢的口氣道:“孟真先生,請談談您的高見吧。”
傅斯年與李濟的沖突
李約瑟走后,李莊古鎮復歸平靜,只是平靜中更添了一分寂寞、孤獨與憂傷。由于生活水平每況愈下,活動空間過于狹窄,人文氣息不斷凋零飄散,最終導致流亡此處窮困潦倒的教育、科研機構人員失去了初來時的熱情與向心力,交往中漸漸互生芥蒂,變得冷漠,甚至成為仇寇。
“淮南米價驚心問,中統銀鈔入手空”[29],此為西南聯大在昆明組建后,陳寅恪前往任教時所作的詩句,借以形容當時的生活狀況,知識分子面臨的窘境,如七七事變前每月支350元薪的教授或研究人員,到了1943年,支取薪水按當時生活指數折算,只相當于戰前的13.60元,且越往后折合越少,幾乎形同一堆廢紙。面對錢不再值錢,物價一日三漲,“中統銀鈔入手空”的殘酷現實,國民政府決定對公教人員發放部分薪水,另一部分由食米代替,稱為“米貼”。
1943年3月1日,在李莊的史語所人員都接到一張由會計室送達的表函,上書“頃接總辦事處函,關于教職員及工役食米,擬依據需要發給實物,前規定表式,即請盡速填寄處”[30]。通行了幾千年的貨幣制度,如同滾滾流動的江河之水,在戰亂和社會劇烈動蕩的雙重擠壓下宣告枯竭,干枯的河床再度掀起漫天風沙,社會流通機制無可奈何地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社會商品流通的起點。史語所同人以及其他幾家科研機構人員,以自己殫精竭慮的精神成果,換來的就只是一堆大米,且有一部分米總是散發著霉爛氣味。
很快,越來越多的人染上了疾病,有的竟至一病不起,甚至登了鬼錄。在昆明時經常與傅斯年就某一學術問題唇槍舌劍,并總占上風的史語所第一“勇士”董同龢,當年結婚時的皮鞋早已賣掉,穿一雙自制的草鞋度日。1943年6月2日,他上書傅斯年,曰:“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適值本所醫師離所,聞本年曾訂有臨時輔助法,茲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適用否,懇請設法予以救濟。”[31]
董氏向傅斯年訴苦,而此時的傅氏已到了靠賣書生活的境地,可謂有苦無處訴。據史語所研究人員屈萬里回憶:這個時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盤藤藤菜,有時只喝稀飯。實在接濟不上,就賣書度日。傅斯年嗜藏書,平日之積蓄,幾乎全部用在了買書上,可以想象,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是不肯賣書的。而每次忍痛賣書換來糧食,除解決自家的燃眉之急,還周濟史語所的下屬朋友。在史語所董作賓家庭人口最多,遷往李莊后,生活幾無保證,傅斯年便拿賣書的錢給予接濟。[32]
面對全所人員越來越艱難的生存條件與他們發出的“救濟”呼聲,向來“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不得不低下高昂的頭顱,忍辱負重,與當地政府飽食終日的官僚交涉,有時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傅斯年留下的遺物顯示,這一時期,他曾用當地出產的竹紙親筆給駐宜賓的四川第六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王夢熊寫過一封求助的長信,信曰:
請您不要忘記我們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為職業的朋友們,期待著食米……
敝院在此之三機關,約(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兩項共約一百三十石,擬供應之數如此……夙仰吾兄關懷民物,饑溺為心,而于我輩豆腐先生,尤為同情——其實我輩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瀉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有求于父母官者。[33]
此種窮愁的生活與繁重的工作狀況,使傅斯年高血壓病再度發作,黑發急劇變白。當時在李莊史語所讀書的青年學者王叔岷回憶說:“傅先生有時跟我聊天,忽然他不知說到哪里去了,他嘆道:‘唉!我這個將死之人!’他的頭發愈來愈白了,他說:‘我沒有經過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34]許多年后,當王叔岷在臺灣孤島回望大陸并懷念李莊生活的時候,不無深情地說:“史語所及文科所,不是傅先生的魄力,哪能輾轉數千里遷移至幽靜的深山里,毫無空襲顧慮,為國家保全珍貴文物,更培養學術人才!一切煩惱困苦,傅先生一人擔當,他又患血壓高,焉得不速老!”[35]叔岷之言,確屬實情,無怪乎李約瑟到來時,把只有47歲的傅斯年估成了55歲——這恰是傅斯年在臺灣孤島死去時的年紀。
面對板栗坳居住的一群男女學者兼老人孩子的窮困,傅氏在上下求索、四處聲援救濟的同時,不忘在得到點滴成果時苦中作樂,難得地幽上一默。王叔岷回憶說:“所中同仁都很清苦,很少肉食,有次傅先生在重慶籌得一筆小款,附一封信,托人帶回來分贈同仁,要職位低人口多的,分得多。因此職位高的就不高興,出怨言。傅先生附信中已經提前說:‘你們分得這筆錢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罵。’傅先生就是這樣風趣。”[36]
除了糧食物資需要“救濟”,傅斯年更知道缺醫少藥的嚴重后果,稍有不慎,即致貽誤人命。而此時,原來聘請的一位醫生因無法忍受史語所的貧困,辭職遠去,傅只好又從外邊聘請一位姓張的醫生來所為大家服務。但這位醫生令所有人員大失所望。據石璋如回憶說:“醫務所的陳設非常簡單。以前醫務所的蕭醫生,與同人、眷屬處得很好,病理講解也很清楚,護士小姐也很親切。后來蕭醫生離職,換成綽號‘開水先生’的張醫生,因為許多同人去看病,張都要說喝開水,久而久之醫務所就門可羅雀,他也被起了綽號。”[37]
由于“開水先生”的看家本領就是“喝白開水一杯”,加之醫療條件太有限,史語所同人的病患越來越多,形勢一發不可收拾。1943年9月23日,主持工作的董作賓向在重慶參加會議的傅斯年拍發急電,稱:“(汪)和宗夫人產一女,夏作民(南按:作銘,即夏鼐)先生病,陳文永君之小孩已夭折。”[38]一個月之后的11月11日,史語所人類學組主任吳定良再次致電傅斯年:“弟目前經濟處于絕境,小女之醫藥費擬向紅十字會輔助研究院經費中申請,懇請吾兄予以惠助。”[39]董與吳的電報,都是懇請傅斯年盡快設法換醫生和購買藥品,以扼制病魔的無休止大規模侵襲蔓延。焦慮不安、坐臥不寧的傅氏尚未想出解決辦法,史語所一組研究員勞榦的母親又一命嗚呼了。據李莊板栗坳一李姓姑娘在許多年后對前往采訪的作家岱峻回憶:勞榦的媽媽勞婆婆是個小腳女人,從外地投奔兒子來李莊板栗坳時還看不出有多老,只是每走路顫顫巍巍的,嗜辣,講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話。來李莊沒幾年就死了,是死于水腫。勞婆婆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樣地脹。因他們的那個醫務室沒得什么藥,醫生只讓喝開水。開水喝進去,肚子就更脹得不行,白受罪。沒得法,就找我們給他扯草藥。一籃籃的夏枯草、車前草、金銀花,用來煎水喝。喝進去又拉肚,沒得幾天,一張臉全是綠陰陰的,瘦得僵尸樣兒,可憐得很,他的兒子勞榦又著急又沒得法。沒幾天老婆婆就躺在勞榦的懷里咽了氣。看著人家把他媽裝棺抬走,勞榦站在板栗坳口上哭啞了喉嚨。那個可憐,連當地人看了也跟著流下了眼淚……[40]
在這種窮困哀苦中,傅斯年已被悲慘的現實折騰得精疲力竭。就在這一時期,因經濟問題和溝通不暢,李濟與傅斯年的公開沖突被引爆了。雙方攻伐進退,三十個回合、六十個重手,你來我往,各不相讓,終于釀成了關涉多人與多個機關部門的“事件”或稱“個案”。
在這一事件被引爆之前,傅斯年與李濟之間曾有多次摩擦甚至沖突,但都很快平息,復歸舊好。遠者不必提及,即如1942年7月28日,李濟突然給傅斯年一信,劈頭質問:“有人告弟云:兄甚不滿意考古組之工作,三組中沒有一個人能寫報告的。”傅斯年聞后“不勝其驚訝”,立即復信辯解:“弟對何人在何處說此,乞兄示知,弟當對質,以憑水落石出,看弟是否如此說。弟平素不聽傳聞,然此事既經兄提出,而語意誣弟甚重,故理當弄清楚也。三組工作情形,弟與兄常談,與人談,決不出與兄所談之范圍,且少得多,事實上亦只與董、梁二公談而已。所謂寫報告一事,弟平日一慣[貫]主張在發掘報告中少牽引他事,少發揮,一向如此。猶憶寫《城子崖》時,弟主張不涉及歷史部分,不在報告中與Andersson等書比較。”又說:“弟很覺得在三組青年同事中,寫報告之技術尚待陶镕,‘吳、石二位目下似均不能獨立寫報告’,此乃弟近因梁病,而與兄談過數次者也。我們談這些事時,并無不同意見。然則此說必有傳聞之過。兄勿介意,亦當信弟之無此言也。”最后,傅斯年補充道:“謂吳不能寫報告(弟對兄等說過數次),謂石以不能看外國報告而吃虧,云云,亦并不因此而抹殺其長處。”[41]
信中提及Andersson,指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吳,指史語所三組技正吳金鼎;石,指史語所三組副研究員石璋如。傅斯年寫畢此信六天后的8月3日,再致李濟一函,謂:“前兄手示某君謂弟說三組如何如何,次日兄告弟云,是彥堂所說,弟當詢彥堂何時說,彥堂堅不認他曾向兄說此。我說:‘我并無興趣你說此事否,問題是在乎我向兄說此與否?’此則彥堂固謂弟未說也。此事不必小題大做,請彥堂為我出一證明書,只待我們三人在一處時,再證明我未說此可耳。”[42]
這一或許是因傳言過程中誤聽誤判,差點引起大風波的口舌,經傅斯年如此一解釋,便不了了之,傅李二人復歸以前合作狀態。到了1943年夏天,為傅斯年查看照相室以及木工領米貼事,傅、李矛盾驟起,雙方書信來往,火氣越來越盛,事情越鬧越大且呈一發不可收拾之勢。

書友評論及讀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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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根源]拿破侖說過,“征服一個民族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打擊它的知識分子”。日本人就是這樣做的。 那時的知識分子是民族的脊梁。他們萬里奔波,肩負著民族的文化傳承,不屈服于外。 這本書寫得用心,不啰嗦,比《南渡北歸》要好。

[書寫的真好]部分史實有待商榷,但瑕不掩瑜。說真的,我就是沖岳南先生的書過去的

[南渡北歸]內容有很多都是南渡北歸所覆蓋有的 所以讀過南渡北歸就不必買這個了

彩神大发快三[寫的挺好]看了南渡北歸,再來看看這本!